对话|“青铜识小” 观察青铜器背后的文化艺术史
你觉得青铜器怎么样？大多数青铜器上复杂的图案象征着什么？是单纯的审美还是对其前任主人的身份和权力有更多的隐喻？如何阅读青铜器上雕刻的符号或含义零散的铭文？文化艺术史的意义是什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果的著作《青铜识小》中，他把自己的青铜研究思想分为三个部分：“青铜文化史”、“青铜文本中的世界”和“艺术史观察”。文章涉及青铜造型、青铜文字和艺术风格等领域。最近，该报和张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对话。
《青铜识小》的第一篇是《“九鼎”及鼎文化》，“九鼎制度”也是谈论青铜器时的第一个思想和核心问题，尤其是鼎、簋等成群出现的器物。
李泽厚曾说：“传说中的朱霞九鼎，很可能是开启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志。”如果单纯看文献中的记载，关于九鼎这个神圣的、象征着政权的故事是这样的：首先在《左传》 《史记》 《山海经》中说，夏朝大禹曾经用寿山的青铜铸鼎，并描述了鼎的巨大尺寸，描述了山川万物的格局。上海冶炼厂废铜中发现的一个云纹鼎，认为是夏末(即商代初)的，工艺还比较粗糙，不可能做成九鼎，描绘了美丽的山川，可以流传后世。
夏代(商初)云鼎
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技术的发展，鼎也大量生产。丁作为青铜器中的大型炊具，为什么丁最终要从众多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王权的象征？
吴红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写道：“由于这种礼仪的使用，它们成为宗教活动中与人和神交流的礼器，特别是与已故的祖先交流。它们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最先创造并获得这些器物的先人(如他们三代的建立)，也是为了纪念所有继承并拥有九鼎的先王(从而证明一个王朝命运的延续)。”
汉代画像砖中常出现“泗水渔鼎”的主题
汉代画像砖中常出现“泗水渔鼎”的主题
在今天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览中，“九鼎制度”被频繁提及。例如，2019年底，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周峰遗产——陕西刘家洼考古成果展”上，突出展示了刘家洼出土的一组七件鼎，以姬姓封国、是一位恪守“王侯用七鼎”礼乐制度的非常规君主为主要宣传点。
刘家洼出土的一组七鼎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一个特点，它们是用铭文铸造的，也有雕刻的方法，但很少。有2万多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我们经常把青铜器上的铭文叫做“金文”和“钟鼎文”。文章《器与铭：铜器的文本与图像关系》中指出，中国历来有重文字的传统，青铜器发现之初就重视有铭文的青铜器。文人赏金，铭文甚至可以独立于青铜器而存在，这已成为其雅化的主要内容。薛尚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罗振宇《三代吉金文存》多为文录派的做法，也就是说青铜书法被视为独立书法。
不同时代青铜器上镌刻的文字内容、风格、体量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商代碑铭文字数量较少，通常限制在十个字以上，还有其他贴家徽和日本名字的现象。日本名字是古文字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名词，即先民的称号称为先人，如先人、祖宗、兄弟，加上甲方、乙方，周初延续了在家徽上刻日本名字的习惯。下图为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内缘
刻的“鸟父甲”“共父乙”铭文。
“鸟父甲”日名铭文
“共父乙”日名铭文
族徽作为一种表意的象形符号，在书写、排布和制作中都是一块后代金文的“试验田”，如上图的“共父乙”，明显是经过一番设计和排布，写得均匀而端丽。而当族徽比较复杂，比如出现双日名时，则笔画之间则可能出现一些穿插错落和抽象，如下图中的一件青铜器上刻的“先（爿付）父癸”铭文。
“先（爿付）父癸”铭文
青铜器进入到西周，则正式进入到一个“郁郁乎文”的时代，以下面的这件著名的史墙盘来看，因为内底宽绰，铭文可以很长，记录家族几代的故事，“它之所以好，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书法作品，还是一个文学作品，四字成句，且有韵部的，史墙盘是很早的一篇文本与书法结合很好的作品。排列细致，是有相当功力才做得到。而在西周初年，人们对文字的控制能力没有那么高，字体偏古。”
史墙盘
史墙盘上排列整齐的文字
青铜器与青铜器上的文字都是体现着书写和表达的权力，早期的书写和文字是很难分开的。青铜器上书写文字的人不是一般的工匠，而是贵族阶层，他们可能会在泥板上写好文字，再交给工匠制作。周人比商人更注重铭文。商周易代之际，青铜器从器型到文字整个风格都为之一变，作者在《器与铭：铜器的文本与图像关系》中写道：“青铜礼器作为王权、神权的象征物，商及周初有一定的传续。进入西周之后，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青铜器的艺术风格随之而转变。总的趋势是威慑、神秘的色彩减退，追求典雅、和谐与秩序化之风浓烈，甚至会出现反差极大的文化图景，“周朝早期青铜器显得笨拙，甚至古怪：而文献则优美而令人信服”，“由周穆王执政时期开始，一部分青铜礼器由纪赏赐、表荣宠转向书约剂，即其成为重要条约、契约的载体”。
对话：
澎湃新闻：在看青铜器的展览时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接触到一件青铜器时，可以从哪几个角度去观看和欣赏？
张翀：第一是器型，比如一件西周晚期的“单五父壶”。西周晚期壶这种器型通常是圆壶，但这只壶是一个方壶的器型，有其独特性；第二是锈色，所谓“青铜器”其实是宋代人给它的称呼，很多铜器本身是铜金色的质地。“青”指的就是它的锈色，不同的埋藏环境生出的锈不太一样，比如“单五父壶”是陕西宝鸡出土的，它的埋藏环境相对比较干燥，所以看不到南方的水坑那些的翠绿色。宝鸡又不像更北部地区那么干燥，所以出现不了特别的蓝锈和红锈，比如陕北、山西、内蒙。因为青铜是一种合金，除了自然状态的铜，还有一些其他元素的配比，一方面可以降低熔点，另一方面增加铜液的流动性，能够铸造出不同纹饰，纹饰相当于是先形成一个空腔，铜水走到的地方才会形成图案。有的青铜器呈现黑亮色，是因为土壤成分不同，有的土壤中水银的量比较大，吸附在铜器上面后氧化形成黑亮色，有的青铜器的状态有点像熟坑，清代金石学家收藏青铜器，出于他们独特的审美习惯，不太喜欢铜器有青绿的地方，就会用蜡、毛毡打磨，就了熟成的样子，颜色也偏黑旧。
有均匀而鲜明的青蓝色锈的单五父壶
颜色偏黑的青铜器
第三是纹饰，我们看纹饰先看主纹。以单五父壶来看，在腹部有穿体的龙纹，侧面龙首在下面，是正侧面纹饰相互组合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视觉看铜质本身，视觉传达本身有一个体量感，金色保持的很好，这件铜器的含铜量很高。
单五父壶侧面
澎湃新闻：有的青铜器表面很光滑，有的就有很多坑、腐蚀得比较厉害，在青铜器修复时会人为干预吗，比如剥掉一部分锈？
张翀：几十年间关于怎么修复青铜器，观念也在变化。以前如果出土了青铜器就会弄得亮亮的，都是物理除锈，用工具去刮；后来有了超声波除锈。现在我了解到的是只要不是有害的锈——粉状锈（铜器之癌），有些是可以保留。 而且铜器的修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需要很大细心和耐心，用到矫正器，加力是一点一点加的。这方面不是我的专长，了解不多。
澎湃新闻：青铜器的两个高峰是商代晚期和东周，青铜器的整体风格会有很大区别吗？
张翀：进入周代以后青铜器的整体风格都变得相对内敛规整，苛刻一点说，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想象力”，比如出土青铜器很多、曾出土了很有名的何尊的宝鸡地区，出土了一些有个性的比如动物的象形器型。而相邻的周原，是作为岐周的来完成政治属性，从整个文化元素或是社会需求来讲，铜器的制作则是为了完成礼制的要求，换种说法就是“文质彬彬”。
比如周代很有名的一件利簋，它也因为铭文记载的是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而出名，这个器物时代也是周代偏早的，还有一定的创造力和创造才能，也有充沛的创造动能，到了周代后期社会已经公认了某种审美，器物就变得比较乏味甚至是有点单调。
利簋
利簋上的铭文
澎湃新闻：但是周代器物铭文比较多，在金石学研究上也有重铭文的倾向。比如经常被提到的何尊，也是因为它的铭文上出现了“宅兹中国”。
张翀：其实大家都太关注何尊铭文乃至这四个字，很少关注何尊的器形和纹饰。何尊的纹饰有大量兽面纹，不仅在腹部正中，甚至是颈部都有。何尊虽然是周代的器物，但是可以看到当时的工匠对于商文化的吸收很多。而且这种方型器物等级比较高，但是它不是完全是方器，有倭角。何尊从器物的体量以及纹饰的繁复程度来讲，在早期是很难得的。整体而言，其重量级不仅仅是这四个字，何尊造型比较特殊，周成王为了巩固政权，造了这个东西，但却又吸收了很多商文化因素。现在因为宣传的原因，仅仅直接提取这四个字。
何尊
何尊铭文上的“宅兹中国”
欧美的很多收藏家连中文都不会，当然也不会认识古代铭文，他们的收藏基本以强视觉为主，喜欢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这些铜器基本是商代晚期商人的，我们现在会发现商代晚期每一件都是精品，都是艺术品级别的，这就是西方美术史介入所造成的，因为收藏的关系，他们看到的都是独特的商代晚期的铜器。甚至很多西方美术家会认为周人其实就是蛮族，后来吸收了商人很多的工艺，但是文化情趣和审美上却与商人大相迥异。
西周的铜器特点是以成组器为主，带有规整的气息在，铜器上的文字是阅读化的，很可能是典册的节录。那种动物象形的、有曲折外部轮廓线的器物周人可能接受不了。
折觥 西周早期
澎湃新闻：对于文物有很多的研究角度，比如从考古学、从美术史、从宗教学的研究，这些研究角度是否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张翀：考古是对一个系列的器物，从整组的器物把握发展脉络。美术史更注重个案的研究，分析它的纹饰等，主要是以视觉切入。而当下的美术史写作也注重吸收考古学的、历史学的成果和方法。所以我的书中也尽可能把某件铜器纳入整个时空脉络中去研究。历史早期，尤其是唐以前的美术史跟考古的互动很强。
我博士是在中央美院读的，郑岩老师也是从考古学转向了美术史，我认为现在二者的边界线越来越淡化，或者说之间的互动很活跃。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经提到过“锄头考古学”和“椅子考古学”，新中国的考古的大发现就是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的活动中，现在配合基建的色彩也很重。考古单位对田野很重视，相对来说室内研究比较弱化，近些年有所加强。美术史研究相对来说也部分承担了“椅子考古学”的任务。现在很多考古同仁，都在有意识加强对遗址进行复原工作，也体现了将二者结合的趋势。
《青铜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