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从思辨小说中发现更多可能性
2020年，当人类的计划一个接一个被打乱的时候，蒋密切关注着新闻，埋头于一件大事，写了16万字的小说集。她最近的散文集《东京一年》出版已经三年了。
蒋方舟
新书书名很长，叫《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以下简称《星星》)。它包含了四个中短篇的思辨性质的故事，都是关于宇宙、星系、漫长的时间或遥远的边界，年代不详，地点模糊。这是她第一次踏入幻想世界。回过头来看，她觉得过程是“愉快”的：她在远离现实的时候写作更自由。
去年，江周放在微博上发表了他31岁生日的宣言：“青春终于过去了，我从心底感到踏实和快乐。过去的十年就像一部情节单薄的电影，一段没有目标的旅程，一篇写满空白的日记，一个做完就忘了的梦。现在，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人们恍惚中发现，不知不觉，她悄然过了站立的年龄。从9岁开始，她发表了第一篇《打开天窗》。她名下有十几部作品，但在《星星》这本书里，“出版作品”一栏只提到了最后四部作品。过去的光环被刻意隐藏。江深知，才华不能支撑长久的写作。她期待着新的水果接受检查，她有些不安，但也很高兴。
推想世界的新舞台
《星星》物理书的设计透露出强烈的科技感，戒指标题、镀金或镂空的星球、太空建筑插画都隐含着某种超现实主义。四个故事，《在海边放了一颗巨大的蛋》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与空间有关，《在威尼斯重建时间》构思时间和航天飞机，《边境来了陌生人》构建永生的基础。有些评论家称之为“科幻小说”，但实际上，“幻想”远远大于“科学”。蒋自己把它定义为“思辨小说”。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
投机小说不是一种新的类型，在西方已经有了很大的共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改编成高分剧集，麦克尤恩(McEwan)的最新作品《我这样的机器》，写人工智能，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在蒋的理解中，思辨小说不同于科幻小说。科幻是沿着现在的时间线推断未来，而思辨小说是在过去找到某个时间点，然后沿着这个点往下推，但不像真实历史中发生的那样，有一些时间和空间的平行意义。
《边境来了陌生人》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假设，其灵感来源于2018年蒋某教授做基因编辑的新闻。当时她意识到，其实国外的一些有钱人早就想做这样的事情，让自己的孩子更漂亮更健康。这让江感到震惊：人类原本平等的生命体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人通过特权可以活得更久，世界也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她开始对永生这个主题感兴趣，但除了永生作为人类永恒的诱惑之外，她想呈现它可怕的一面。在小说中，她巧妙地借用了《奥德赛》的身体。然而，与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不同，这位奥德修斯拒绝了女神的诱惑，一心回家，接受了诱惑，获得了永生的力量，长久地看到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怪事。所以当人们在雪夜聚在一起讲故事的时候，当他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的时候，他会从全知的角度尖锐地打破谬误和荒谬，带来更多可怕的真相。小说到了最后一章，让人觉得背后冰冷，幻境背后的深渊浮现在眼前。
姜的上一部小说是2015年出版的《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主题是年轻作家曾经书写的真实的都市情感。改写推理小说是一次别样的海上旅行，但蒋反而觉得更舒服。她从十几岁开始断断续续地写小说，但经过一些不成功的尝试，她坦然地发现，自己与小说创作最大的障碍是贫瘠的人生体验。与那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精通方言写作的同龄作家不同，她从小生活在城市，说普通话，上学工作在北京，始终处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她的纯写实方式很难写，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都很轻松。于是，她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简单的推倒一切，获得了规定的权力，让她感到某种“解脱”。
▌蒋方舟
除却书写的自由，推想小说亦可视做一种征候性的时代文本。从阅读层面上说，作为推想小说的资深读者，蒋方舟认为，在今天这个人类经历剧变的时代，读推想小说足以构成理解现实的渠道之一。当人们读历史或社科书籍，常常把自己放在能够避开陷阱的后设者立场上，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随着被时代裹挟的人去经历和感受。毕竟，“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历史讲述的那小部分格外英勇、格外幸运、格外壮烈的人。”
浩渺的宇宙空间，是这一次推想之旅的舞台。本来就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蒋方舟，为写作她还专门学习了相关知识，调侃自己像“民科”一样。但比起知识，更迷人的显然是那些隐喻层面的东西，正如标题的灵感，来自费曼讲述的一个科学家（据说是英国天文物理学家爱丁顿）的故事：科学家弄明白恒星发光的原理后，和他的一位女朋友散步，女朋友说“看这些星星闪烁得多美啊”，他回答说，“是的，此刻我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为什么它们会发光的人”。整本书也是如此，四篇小说中对无垠时空推想的终端，最终殊途同归于人的孤独。正如文学写作的本质。
当现实变得像小说
在看天文学相关书籍时，蒋方舟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绝大部分重要发现都是业余爱好者贡献的，他们并非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所做的就是夜复一夜地看星星，从观测中告诉人们，行星会脱离运行轨道，宇宙环境并不安全，世界有可能会被毁灭。“他们看到的不是美，而是平铺的时间，因为星星很远，看到的光都来自于不同时间，这个意象很美妙。”
在与书同名也是书中最长一篇的《星星》中，叙述者“我”就是这样一个观星者，和年轻时的爱人因为瘟疫分开，若干年后畅想重逢的场景。小说模糊了时空背景，但读着读着，我们仿佛触摸到最切近的经验：连绵不断的瘟疫及其导致的战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以邻为壑、封锁边境，人类自我麻木……架空的小说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魔幻的张力。这篇从去年三月写到十月，蒋方舟坦言，在她最初的设想中，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写着写着，在想象主人公分别后的生活时，“现实的镜像开始介入了”。
▌蒋方舟
在笔者印象中，《星星》是新冠疫情以来看到的国内不多的关于瘟疫的新小说。或者说，疫情贯穿始终的2020年是太特殊的一年，以至于只要是开口表达，就难以逃过其阴影。现实的显影不止一处，还有《边境来了陌生人》中，k因出身“错人”而遭驱逐的身世亦让人想起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割裂等问题，都构成一种微妙的间离式的关切。这或与蒋方舟作为媒体人的迅捷反应有关，但这种对最近的现实几乎无距离的全面洞察与把握，依然令人惊叹。
蒋方舟记得，2019年底她曾去到湖北一个小城，夜晚看到那里的星星极美极亮，“很震撼”，没想到回来没多久就爆发疫情，想来当时小城里应该已经有了感染，这样一想，“当时觉得美的东西就变复杂了”。就像《星星》中的观星者“我”，当目光从璀璨星空回转，发现现实生活却是一滩泥泞。
这一年，蒋方舟也变得很少在社交网络上发东西，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她感到自己身处某种有些古怪的体验中，一方面灾难很近很确凿，她有亲戚朋友确诊，有认识的长辈离世；另一方面，似乎又很远，困在各自逼仄空间中的人们比以往更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从手机屏幕上接收各种信息，上一秒才看到痛苦的东西，下一秒就立马可以划走，转眼去看一个搞笑视频。这种时候，表达往往来不及发出，就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好在还有小说作为出口。以虚构为新的坐标，她有意模糊了时间，故事中可以同时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子，语言也有些类似“19世纪翻译腔”。这并非只是书写者的权力使然——当初为写作查资料的时候，蒋方舟看到，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在历史中并不新鲜，所谓物质和技术文明给人类情感心态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当下的至暗时刻，常常是历史中似曾相识的篇章，就如故事中的永生者所言，“世上没有什么新奇的故事，所有的新奇都是因为遗忘”。《星星》一篇中，我们隐约看到，2020年的切身经验与中世纪瘟疫的情景相通，与加缪1947年所写《鼠疫》中的精神生存状态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很难将蒋方舟的书写简单归结为一次对现实超近距离的呈现，它有着更广远的维度。
“当现实变得像小说，小说就成了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蒋方舟在后记中如是写道。但也正因如此，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星空显得如此迷人，是困境中“任何我们所热爱的避难所”——小说本身亦是其中一种。
告别光环重新上路
采访当日，《星星》一书的豆瓣评分还没有出来。蒋方舟期盼中有一丝焦虑，迫切想知道普通读者对这部新作的评价。问她能给自己打几分，她略略踌躇了一下，答说十分的话打八分，同时极坦诚地回想还有哪些可以改善的遗憾。但总体来说，“愉悦”是她在这次写作中最大的感受。
于蒋方舟这样一种特殊的写作者来说，愉悦是重要且珍贵的。年少成名让人们对她抱有长时间的关注和期待，但另一面也是压力。她这些年依然持续地在写作，成年后出版的几部作品日渐成熟，也看得出有意在尝试不同的方向，但争议始终是有的。
▌蒋方舟
种种正面负面的议论，蒋方舟都了解。《星星》后记的最后一部分，像是一种隔空的回应和自我总结。她形容自己身上有两套时间系统，一套是“外界关注下错乱的时间”，另一套是“岁月缓慢且匀速的作用”。过了30岁，人们对“童星”兴趣丧失，她回到第二套时间系统中，反而更从容了。回首这几年，她觉得自己的步履是“稳”的，保持大量阅读，探索好作品的实现路径，同时也一直在写，只不过有些觉得“不太好”或“不太独特”，就没有拿出来，以“习作”视之。“这是很正常的过程，但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人们喜欢提前宣布一个人的失败，就像选秀节目一样，一年没出来就宣告‘糊了’，我觉得这样是残酷和不公平的。”况且写作是长期的事业，很多作家也都是过了30岁才写出重要作品的。
有所不同的是，30岁之后的写作，普遍倚靠的不再是天赋。这也是蒋方舟这几年悟出来的。比起天赋，她现在更看重的是作为作家的洞察力，即能否把握时代最核心的矛盾。疫情期间，她一字一句读了两遍《战争与和平》，而且是“刚合上就翻回第一页开始重读”。书中几处长篇累牍描写死亡的段落令她感到震撼，“没有见过超过它们的描写”。那一瞬间，从19世纪的托尔斯泰那里，她深深领受了人类共通的哀痛。
如今蒋方舟在写作之外，还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但她笃定的是，写作者身份依然是她现在及将来的主体。“说起来可能有点功利，是想让自己的写作被看到。”离现实有距离的推想小说是她的新方向，她想像她喜欢的作家阿特伍德一样，能够写出《使女的故事》那样生命力足够强的故事。（责编：张玉瑶）